8月下旬到10月初，钢材期货和现货价格的“断崖式”下跌，以及11月18日期螺、期矿分别跌破2500和500的重要心理关口，不仅使业内人士瞠目结舌，也使众多专家无言以对。是对新常态形势估计不足？还是中国钢市“气数已尽”……？一时间还真有莫衷一是的感觉。而11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APEC会议上全面阐述新常态，对新常态进行定调，对新常态下的中国宏观政策和应对全面解读，令各界为之一振。
8月下旬到10月初，钢材期货和现货价格的“断崖式”下跌，以及11月18日期螺、期矿分别跌破2500和500的重要心理关口，不仅使业内人士瞠目结舌，也使众多专家无言以对。是对新常态形势估计不足？还是中国钢市“气数已尽”……？一时间还真有莫衷一是的感觉。而11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APEC会议上全面阐述新常态，对新常态进行定调，对新常态下的中国宏观政策和应对全面解读，令各界为之一振。毋庸置疑，这既有利于“定分止争”消除分歧，也有利于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未来的宏观政策。由此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深入学习中央提出的“新常态”、深刻领会“新常态”，要对钢铁业适应新常态进行再思考。
一、对经济“新常态”的再思考
（一）经济形势或将更加严峻
一直以来，业内习惯于把钢铁行业困境归结于三大原因：一是钢铁产能过剩；二是市场需求萎缩；三是原料要素涨价。对中央政府提出的“新常态”，也大都用惯性思维来诠释经济社会环境，以及想当然的刺激政策。
目前看来，这既是对问题认知的深度不够，也是对“新常态”正在进行时的长期性和严酷性认识不足。
1.内生性金融危机难以避免
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毫无疑问，外因虽可加速或延缓事物的发展进程，但不可能改变事物的根本性质和发展的基本方向。显而易见，重温毛泽东《矛盾论》中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对我们辨识世界金融危机后，中国和美国发生的变化及其趋势很有必要。
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变化：1.经济全面复苏。美联储宣布11月1日起QE彻底退出，这说明美国的金融危机已过，基本进入全面复苏阶段，预计今年GDP增长率将达到2%以上；2.失业率大幅回落。美国失业率从*高时的10.2%，回落到当下的6.7%附近，并且有继续趋好态势；3.制造业增长迅速。美国制造业投资增长已从过去10余年的负增长、零增长或低增长，转化为正增长，而且2011年居然实现11.6%的高增长；4.金融杠杆率回归正常。金融机构的“真实杠杆率”从2007年之前的88倍，降低到了现在的12倍，低于全球平均14倍的水平；5.股指叠创新高。道琼斯指数从2007年次贷危机的6547点上升到目前的17895点，叠创历史新高。（金融危机后，欧洲的英国富时100、德国DAX30、法国CAC40等也均创了历史次高）
金融危机后我国的变化：1.GDP增速逐年递减。从两位数高增长到7.5%左右的个位数增长，而且下行压力越来越大，预计明年下调到7%-7.2%；2.制造业活跃度越来越低。有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主动性增长的动力越来越弱，明显处于疲态；3.就业率前景堪忧。尽管今年以来服务业快速发育吸纳了大量就业，但如果**和第二产业长期疲弱，后期就业势必堪忧；4.金融杠杆率越来越大。大量数据显示，我国的金融流动速度越来越快，融资期限不断向着短期、更短期的方向发育；5.经济走向通缩。PPI连续32个月下降，而这一态势现在已经非常明显。上证指数从2007年的6124点，下行到今年*低1985点，11月27日在降息的刺激下，终于上冲到2621点的三年多来高位。
以上比较可见，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已经淡去，以美国为代表的“重症”国家已经率先复苏。但我国经济在经过大力度抗衡后，各种矛盾凸显，明确显示振兴之路不仅任重道远，而且时不我待。
前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表示，我要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我们很难避免另外一场金融危机；前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也在会上表示，目前全国找不到几个产能不过剩的行业。6月底我国总债务与GDP之比已经达到了251%，而这一数据在2008年只有147%。我国企业债务占GDP比重超过了120%，这在发达经济体中只有西班牙在这一数据上高于我国。
更值得关注的是，8月份经济数据公告后，IMF、高盛、巴克莱等国际金融机构等相继下调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其中高盛宣布，将今年4季度增长预期从7.2%降至7.1%，将中国2015年经济增长率从7.6%降至7.1%；9月21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题为《全球金融灾难的10个警示征兆》的文章，把“中国经济减速”列为“十大警示征兆”的首位。另外，林毅夫、高善文等“死多头”的观点突然倒戈等等，均反映出中国**内生性金融危机正在发生，中国钢铁业面临的经济形势可能更加严峻的现实。根据历史上世界金融危机运行周期和特点，结合我国特色经济和既定目标认为，本轮经济调整时间估计需要相当的时间，才会重新步入上行轨道。
2.经济刺激效应正在逐步弱化
从历史数据看：1990-1999年的十年间，我国一共新增贷款7.94万亿，年均新增为0.79万亿元；2000-2008年九年间，我国新增信贷22.76万亿元，年均新增贷款迅速上升到2.53万亿元；而2009-2013年的五年间，我国新增信贷为42.1万亿元，年均新增贷款更是猛增到8.42万亿，一些年份甚至达到了近10万亿元。
今年上半年，国家发改委公布的80个基础设施等领域鼓励社会投资项目，包括24个交通基础设施项目，10个油气管网及储气设施，8个现代煤化工和石化产业基地项目，36个清洁能源项目，2个信息基础设施项目。有关方面估算，仅发改委项目全部投资就在万亿元左右，而各省市自治区的投资规模早已超过10万亿元。更为注目的是，央行的SLF、MBS、PSL和MLF等定向放水，以及长期调控的房地产全面“松绑”已成燎原之势等等，均反映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态势。
然而现实是，强刺激也好，微刺激也罢，市场仿佛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激情，都以淡定以对。这既说明，市场参与各方已经相当成熟，但也表明刺激政策的边际效应已经全面弱化，实体经济的“抗药性”显著增强，当然更说明经济形势确实是相当严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随着改革推进，对利益关系触及越来越深，要有足够思想准备，经济运行正面临着一些困难和可能引发经济下行和风险增大的边际变化。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应对各种新挑战的准备。”
